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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成国器,奉旨的桐城中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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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记得是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在枞阳会宫的老桥有一个姚畈村,站在村庄的田垅上,姚友山先生用手指着山岗远方的一片村庄对我说:“那里有一座村庄,名字叫吴牛庄,吴汝纶先生的老家就在那里,吴汝纶先生可不得了的厉害了,他创办了桐城中学……”

说起吴汝纶,姚老的眼里满是敬仰和自豪,可惜那时候我不认识吴汝纶先生,只是吴汝纶先生的名字却深深的烙印在心里了,淳朴厚实的乡村,人们为着他们的村庄边有一座名人的村庄而骄傲。

后来,一则对联的故事,让我从心里想着去研究吴汝纶先生。那是写在桐城中学大门外墙上的半幅对联:“桐中敲铜钟,童男童女同上学”。

年,吴汝纶先生从日本考察归来,带着他的挚友和弟子方守敦、史推恩、李光炯一帮人回家乡桐城,他想为家乡做一些事情,在家乡办一所学校。

投子山下,校园旖旎;龙眠河畔,铜钟清悠……,在古桐城七省通衢的北大街,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砖木结构的钟楼,站在刚刚建成不久的钟楼前,吴汝纶的思绪漫溢在古桐城的大地上,就在这里,建一所新学校。

“桐城的中学堂”,伴着钟楼的钟声,让家乡的少年学子,童男童女一起走进学堂里,一起听老师上课。这时站在人群里的一个釆茶女闪着明媚的眼睛,望着吴汝纶,嘴里轻轻地吟出:“桐中敲铜钟,童男童女同上学”。

吴汝纶回过头来,望着那明媚的女子,嘴里喃喃地念叨着:“桐中敲铜钟,童男童女同上学……”是啊!这是多么憧憬的美好啊!

在这里,吴汝纶先生亲手种植了一株桂花树、几棵翠柏和一簇藤萝,他相信不久的将来,在建成的校园里,翠柏会长成苍劲古朴的苍天大树,桂花会在秋天里芬芳校园,藤萝也会荫蔽校园,点缀春光,生机勃勃。让莘莘学子行走其中,颇觉幽静,一种敬畏之感油然而生。

02

吴汝纶(-),字挚甫,一字挚父,安徽省桐城人,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同治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长期主讲莲池书院,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创办了桐城中学堂。

小时候的吴汝纶,家境贫寒,但家里世代书香。吴汝纶的祖父吴庭森、父亲吴元甲在家乡的老桥村都是小有名气的乡间文人,明朝末年的姚康伯也是那地方的人。曾国藩曾经慕其父吴元甲名,欲聘为家塾教师,教示孙儿。

吴汝纶自幼勤奋刻苦,博览诸子百家之书。同治二年(),吴汝纶23岁的时候参加考试,他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次年中江南乡试第九名举人,他的科举之路一路顺达,每试必中。于同治四年乙丑()年科考中进士。

吴汝纶弟子贺涛在《吴先生行状》中写道:“先生同治甲子举于乡;乙丑成进士。文端公倭仁见其廷试策而奇之,拔置一甲,先是今湖广总督南皮张公以第三人及第,其策不用当时体,先生所为策其体亦异,某公曰:‘此有所效而为之者’抑至三甲,以中书用。”获三甲第一名。

年10月,吴汝纶得内阁中书,告假出京,在徐州拜谒了曾国藩,曾国藩欣赏吴汝纶的才华。在10月15日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吴汝纶,桐城人,本年进士,年仅26岁,而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异才也。”

在曾国藩府上,曾国藩劝吴汝纶不必遽尔进京当差,明年可至自己的幕中专心读书,多作古文,习得经世治国之策。吴汝纶本就对读书多有兴趣,闻此言欣然乐从。

越明年,吴汝纶入曾国藩幕府,在曾国藩府中四年,吴汝纶更加精进,除了帮助曾氏处理日常公务外,还常与张裕钊、黎庶昌等人谈文论史,切磋技艺,一时文思泉涌,著述不断,笔涉经史子集,包罗万象,令曾国藩看了都“咋舌自失,谓尽平生所未知”。

其后,吴汝纶又相继入江苏巡抚张树生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幕中,尽显自己的才华。直到后来同治九年,曾国藩回南,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将吴汝纶留在自己帐下。转年,吴汝纶出任直隶深州知州,后转任冀州知州,才结束了自己长达十余年的幕僚生涯。

03

光绪十四年(),张裕钊转任江汉书院教习,莲池书院山长出缺,吴汝纶找到李鸿章,提出要求辞去知州官职,接任莲池书院山长之职。

李鸿章爱惜吴汝纶的才华,不肯让吴汝纶辞去官职,吴汝纶是他治下能吏,如何舍得放他归山。无奈吴汝纶去意已决,递上辞呈称病乞休。光绪十五年二月,吴汝纶正式出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开始了他教书育人,修身治学之路。

远离社会,远离纷争,执掌小小的教鞭,任我长袖善舞,心情舒畅。吴汝纶在给朋友的信中欣然写道:“此间书院园亭之乐,全省所无,弟以冀州易此,真乃舍鼠穴而归康庄也,此近日一胜事耳。”

在莲池书院,吴汝纶的名人效应显露无遗,各地学子纷纷前来求学问教,就连日本的中岛截之、野田多内等人也远涉重洋,前往保定拜师受业。桐城姚永概曾记述:“西国名士,日本儒者,每过保定,必谒吴先生,进有所叩,退无不欣然推服。”

吴汝纶在书院中首创东、西两学堂,聘英国、日本教师授课,引导学生学习欧美、日本等国的先进科学知识。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李光炯、房秩伍等人都深受其教益。

光绪二十四年(),严复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著作。该书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结合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西方哲学思想,使当时处于“知识饥荒”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如获至宝,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在翻译完书稿,严复将书名改为《天演论》,约请吴汝纶为之作序,吴汝纶欣然应承,于次年正月成文。

年,袁世凯改保定莲池书院为校士馆,仍聘用吴汝纶为监督,吴汝纶坚决不受。在保定的莲池书院里,中西文化的碰撞,擦出了灿烂的火花。特别是日本教育界人士与吴汝纶的来往频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吴汝纶对西学的了解,萌生了兴办新式学堂的主张。

04

年,清朝著名外交家,思想家,学者王之春在《广学校篇》中写道:“西学规例极为详备,国中男女老幼无论贵贱,自王子以至于庶人,至七八岁皆入学……乡塾之上有郡学院,再上有实学院,再进为仕学院,然后入大学院。”

王之春将近代外国教育的概念广泛地介绍到中国。后来,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曾门四学士”之一的薛福成与郑观应等人多次提倡教育改革的模式。

年2月,时任管理官书局大臣的安徽人孙家鼐上奏了《官书局章程》,提出“拟设学堂一所”。同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了《奏请推广学校折》,进一步提出创建京师大学堂的蓝图。

年春,光绪皇帝顺应时代潮流,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帷幕,明确了创建京师大学堂。7月3日,总署上报了梁启超起草的《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当即得到批准。

年1月10日,张百熙被清廷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第三任管学大臣。张百熙是湖南长沙人。清同治十三年()甲戌科进士,曾被派赴英国任头等专使大臣,在悉心考察了英国的教育后,他认为要在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愚昧与落后,就得重视人才的培养。

回国后,张百熙奏请“将京师大学堂改隶国子监,正名大学,以一学术而育真才。在被任命为管学大臣后,他拟就各级学堂章程六件,统称《钦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规定的近代完整学制。

张百熙认为要办好京师大学堂必须注意延揽各种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特别是总教习这一职务尤为重要。他招揽了严复、张筱浦、杨仁山、蔡元培等人进入京师大学堂授课。果断辞退专横渎职的总教席美国人丁韪良,经过选择,张百熙决定聘请当时的名士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认为吴汝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

吴汝纶在年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张冶秋尚书又来见过,谈及学堂,仍坚请,吾固辞,则拜跪以请,吾实而窃虚名,愧恧无似。公卿不下士久矣,尚书之折节下士,近古未尝有也。顾吾退己久,势难为尚书再出耳。”

年1月16日,张百熙第一次请吴汝纶出山,他表示既然退出官场,就不再进去。第二天,张百熙身穿大礼服并且是长跪不起,诚恳地说道:“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还是坚决拒绝了。

据《清史稿》记载,张百熙没有办法,后来奏请朝廷,以五品卿衔请吴汝纶。对此,吴汝纶只能“暂不言辞”,但提出要看大学堂的章程再作计议。

05

接受了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后。吴汝纶奏请出国考察教育。他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之所以迅速强盛,在于其教育的成功,要办好中国的京师大学堂,必须借鉴于日本。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三日,吴汝纶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身份率团赴日本考察,大学堂提调荣勋、绍越千同行,其日本学生中岛伯成亦随行。他的学生方守敦、史推恩、李光炯、方磐君等人也随同东渡日本考察教育。

在日本期间,吴汝纶考察了日本的东京大学堂、西京大学堂等高等学校,此外还有各类小学校、中学校等,共达四十余所。而且,对各类学校的考察无不认真详细,从学制到学校组织,从课程设置到教材使用,从学校布局到室舍构造,从课堂到实习、实验,从教育经费来源到教职工薪俸等等,一一细加询问,详做记录,以期求得可供中国教育改革之借鉴。

还参观了造船厂、图书馆、博物馆等30处,以学习富国强兵的经验。其间,吴汝纶还拜访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田中不二等文部长官和井上哲次郎等著名教育家,认真听取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教育改革的过程、措施、得失,并就中国的教育改革做详细具体的讨论。

还仔细听取了文部专门为他们一行组织的系统教育讨论十次,对日方所介绍的教育制度、教育行政、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教学设备、日本教育沿革等,吴汝纶都亲自详细记录。并把所见汇编成十多万字的《东游丛录》一书。

九月十七日,吴汝纶一行启程回国,九月二十一日抵达上海,历时四个多月。回国后,吴汝纶派人将整理好的汇报材料送往北京,自己则从上海径回安庆,想尽快地在家乡桐城创办一所新型学堂——一块教育改革思想的“实验田”。

他撰写了一系列办学宗旨:“全国各省、府、县都要分立大、中、小学堂”,“一县不可止立一学,各乡皆须立学”,“学堂愈多,愈能收效,不宜化多为少”,“普国人而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先立师范学堂,取成学之士,延外国教习”……

到了安庆,他顾不上回家省亲,即投入到紧张的学校筹办工作中去。他将桐城县学堂校址暂定在省城安庆,因为按照清朝的典律在州县只能设立小学堂,而吴汝纶先生想将桐城的县学堂办成中等以上的学校,先在省城报批,以后再迁回桐城县。

他亲自撰写相关材料报呈官府,办理审批手续。亲自起草《创立学堂说帖》、《学堂招考说帖》,明确指出“本学堂应国家之急务,以专授实学速成人才为宗旨”。

吴汝纶亲自说服巡抚和藩台,借用旧武备学堂暂作为桐城县学堂的校舍。亲自筹措经费,并率先捐出块银元。他亲自任学堂堂长,并聘请声望很高的马其昶、姚永概为分理,任用从日本选带来的早川新次郎为教习。

他亲自为学堂撰写了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和匾额“勉成国器”。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吴汝纶在安庆创办桐城中学堂,房秩五任东乡学长,光明甫任北乡学长,李光炯任南乡学长。

06

光绪二十八年(),吴汝纶自日本考察学制回到安庆,倡议创办桐城中学堂,史推恩为筹积资金董事会董事长,亲自督征北乡姚王集牲畜市场税收和南乡七家岭华佗庙香火捐。

这两项捐税收入素为当地宗族权绅把持,不准他人插手。宣统二年()秋,史推恩由县城回家,途经七家岭,被权绅围攻毒打,并灌以朱砂,几乎殒命。但他仍坚持斗争,终将两处收入提归学费使用,年上缴额银元。

风闻新式学堂在安庆开办,特别是学堂管理人员及教师的崇高威望,前来报考的学生竟达一千多名,限于条件,经过严格考核,第一期录取了正取生52名(伙食由学堂供应),附取生60名(伙食自理)。

光绪二十九年()春,桐城县学堂正式开学了。吴汝纶先生则因积劳成疾,于正月十二日病卒于家中,终年64岁。因堂长逝世,桐城中学堂设总监八人,为:阮强、方守彝、叶锡祺、姚永概、柏廷桢、方涛、马其昶、李光炯。

李光炯(-),名德膏,号晦庐,是爱国主义教育家,民主主义思想家,安徽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出生在安徽省枞阳县李兰庄一个清苦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聪慧,写得一手好文章。年,中举,名闻乡里。

年5月,随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感于日本的强盛和清廷的日益腐败,立志回国以后,从事教育,借以培养后进,开展革命活动,拯救中国。

李光炯于年9月回国,协助吴汝纶创办桐城中学。是年底,吴汝纶病逝,李光炯遂与桐城绅士阮强、姚永概、马其昶等继续倾心办学,并任桐城中学堂第二任校长。

方守敦(-),字常季,号槃君。民国时期教育家、诗人、书法家。5岁时随其父至河北枣强知县任所,侍侧聆教。壮年追随吴汝纶致力维新,年随吴汝纶东渡日本考察教育。

第一次归国后,力助吴汝纶创办了安徽省最早的新式学校——桐城中学堂。次年又至日本考察明治博览会,再次回国后,出任桐城中学堂副总监,积极从事教育改革。

年,吴汝纶在安庆创办“桐城中学堂”,两年后桐城中学迁回桐城。年,“桐城中学堂”开学。年,“桐城中学堂”改名为“桐城公立中学堂”。年,改为“桐城县立中学”。年,改为“皖北安庆行政区第一中学”。年,改为“皖北安庆行政区桐城中学”。年,正式使用“安徽省桐城中学”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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